最近，看了《李稻葵建议发行规模占GDP 50%的长期国债，用来化解地方债，如何评价？》一文，有些担忧：

1、现在的地方债如此之高，就是过去长期存在的“上届借钱，下届还账”的循环，对这个问题温铁军先生早有解析。现在还出这馊主意啥意思？

2、地方债的原因很多，经济发达省份可以把土地全部拿来搞非农经济开发，比如上海它还有多少农地资源——是0。所以上海财政税费来源远高于所有农业大省。而所有农业大省的地方财政始终捉襟见肘。所以现在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需要调整。因为农业大省要均衡发展增加税收毕竟还需要非农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农业经济对财政贡献还是有限的。毕竟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农业保底”，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实现经济发展的产业均衡，确保财政收入的需求是合理的。

3、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之所以是一块“烂蛋糕”，问题在于政务考核往往脱离实际，不是“一地一策”。

4、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一个大系统的两个相互密切关联的方面。比如从计划生育到放开二胎到三胎这一演化过程是跳跃式的变化，而不是顺序减慢缓增变动的过程。于是在教育领域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的年份新生入学总量很大，有的年份入学总量又明显下滑这一点尤其在小学和大学的校招生阶段最为严重。去年有的小学新生总数有26个班，近几年是17个班，这在全国来讲还不是最明显的例子。大学招生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生源”规模的剧烈波动还直接反映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之一。

5、现在的地方债如此之高还影响到政务的“异化”现象——税源不足，非税征收范围扩大。这在今年的财报上已经明显反映出来了。一是存款降息首先影响到低收入群体的“预期收入”的恐慌：为什么越穷越想存款呢——不就是怕急需用钱时没有办法吗？这个简单的道理可能学者专家不懂——他们只知道“没有米吃，为什么不吃肉？”。另一方面，银行的低息贷款真敢带给房地产开发商吗？它们哪个不是负债累累。

     至于李稻葵先生说的“我们有的是真金白银”一说，不能简单的这样说，还要看当下国家面临的形势。目前美国和欧盟一再地对我国产业技术封锁和出口打压形势严重不利于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以国家财政储备必须要考虑“自力更生创新发展”的路子——减少“受制于人”的干扰。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在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里提到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办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遇到的阻力就越大”的论断。林毅夫由此提出的提升国家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内生动力”的观点才是我们当下要做好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银行对企业退休的老人倒是很热情：“老人家，因为您是优质的客户，所以可以给你3万以下的贷款额度，如果行动不方便可以提供网上服务。”由此可见银行不是傻子——他们很清楚可以提供贷款用户。

7、钱学森先生回国后最大的贡献还不是核弹发射的载体问题，而是系统和系统的控制的问题。尤其是看问题一定要用系统的观念看问题：在一个系统中，系统的全局性、层次性、关连性、最优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简称系统的五性），是不可分割的关系。进一步来讲：一个复杂大系统或者系统下的子系统，本质上都不存在单因素问题。所以看问题和解决系统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综合性地考虑问题。

       举个例子：由于50-60年代的生育制度没有限制出生率，所以70年代的计划生育提出“一对夫妻一个孩”的政策确实控制了人口增长率，由此义务教育规模大致与适龄儿童入学率保持相对平衡（比如小学和初中的一年级招生班数有4个班增加到6个班）。但是到了本世纪20年代以来小学和初中的一年级招生班数迅速增加，去年某写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达到20个班以上（个别的小学学区招生超过30个班，占学校各年级总班数的40%以上）。如果各省市都是真样的情况，那么未来的”高招“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就是今天可以预见到的了。所以生育政策和教育规模之间是社会系统的两个密切关联的两个子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用系统观念看这个问题，将来“失调”麻烦会更多。

       在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中，钱学森把《系统控制论》作为项目的主导思想是非常有远见的。也就是说，钱学森的系统观念或者说系统思想，首次为中国现代科学与工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就敏感地预见到“预期紊乱”的问题，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预期收入紊乱”的问题依然是社会关注的大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提出“扩大内需”，另一方面银行定期存款有增无减（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为什么会这样呢，直接的原因就是社会对“预期收入紊乱”的忧虑：老百姓的忧虑——“家无存款，必有麻烦”的想法。

       由此，李稻葵的设想和建议还需要谨慎的对待。

      注：原文《李稻葵建议发行规模占GDP 50%的长期国债，用来化解地方债，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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