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企业专利观察

2024年9月16日，美国科技政策智库排名第一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简称ITIF）发布了一篇由ITIF的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署名的报告《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先进工业的领先创新者》（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

2024年9月18日，ITIF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了一场一场国会山简报会，围绕这份报告，讨论了其对中国企业10个关键先进行业的创新表现进行的为期20个月的调查结果。

此次研讨主要涉及两个议题：一是评估中国企业的技术和创新能力；二是评估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参与此次研讨的包括众议院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伦纳尔 （John Moolenaar），ITIF创始人罗伯特·阿特金森，ITIF全球创新政策副总裁兼生命科学创新中心主任斯蒂芬·埃泽尔，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高级研究员、中国战略项目主任Rush Doshi，美国国务院前政策和战略总监里克·斯威策等人。

可以看出，这份报告和此次活动的中心，就是探究中国离科技创新的前沿有多近，美国政策制定者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来提高美国的创新能力并保持其在先进产业中的竞争优势？

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普遍看法是，中国是一个生产强国——“世界工厂车间”，除此之外，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个“快速追随者”，缺乏领先的科学和技术能力来开发自己的创新产品。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就几乎不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产业政策以保持全球竞争力。但是，现实是中国公司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核心先进行业的真正创新者，那么这种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挑战。

为此，ITIF从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发布了《How Innovative Is China in the XXX?》的系列研究报告，涉及机器人、化工、核能、电动汽车和电池、生物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显示技术等10个行业。我们曾对机器人和半导体报告进行过报道。

在此次发布的总结报告中，对中国创新程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虽然有证据表明，中国尚未取得整体领先，但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在许多其他领域，中国企业可能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或超过西方企业。”

报告基于目前10个行业分别做了两张对比表，一张是根据汉密尔顿指数得出的行业领导者情况，结果是中国在7个行业中领先，美国只有3个。

来源：报告（机器翻译）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中国在10个行业上与美国等领先者的差距，结果是中国在2个行业中领先或持平（Ahead, At Par），在4个行业中接近领先（Near），在4个行业中落后（Lagging）。报告认为除了半导体和量子领域的进展受到设备出口管制的阻碍外，中国的进步速度令人震惊。

来源：报告

在报告的结尾部分，研究人员给出了中国未来可能的三种情景：

情景一：中国成功实现了作为全球新的创新领导者

这种情况下，报告认为全球开始“以中国为中心”，原先西方领先国家在技术附加值的全球市场份额有所下降。美国仍然会有一些创新公司，就像英国现在还有劳斯莱斯和葛兰素史克等公司一样。但更多的美国公司将被迫破产，其他的被中国公司收购，还有一些公司缩小了规模。

报告研究了从1790年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前五次创新浪潮使得全球创新中心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并列，再到美国、苏联争霸，再到目前以美国为主的历史。因此如果大胆猜想的话，在即将到来的第六次创新潮中，报告提出中国似乎很可能会继承世界创新中心的衣钵。

在这种情况下，报告认为，“几十年内，我们可能会处于一个中国对美国实施出口管制的世界。”

情景二：战略对等

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中国和美国都各有擅长和优势的产业。例如，中国在机器人、化工、电动汽车、核电和消费电子等多个行业领先，但是在生物技术、航空航天、软件或半导体等更复杂的工程或科学领域，却还无法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创新对等。

情景三：日本化

这种情况下，就如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日本挑战美国的结果一样，中国最终失去了动力，未能向新技术体系进行必要的过渡。

但是报告认为，无论是以上哪种情景，对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而言，目前最好的应对中国的策略就是实施“国家实力资本主义”，而这一点也被认为是整篇报告最为核心的观点。

所谓“国家实力资本主义（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类似于中国的举国体制。

实际上，这也是这份报告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讨论美国是否要全面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为此，报告在反复提出一个问题：

“现在是时候进行一场公开和诚实的辩论了，讨论在美国体系上加倍投入是否足以应对前所未有的中国技术经济挑战，或者美国政府需要采用一种新形式的‘国家实力资本主义’。”

也就是在原有资本主义市场发展模式基础上进行加倍投入，还是采用一种全新的仿照中国的“国家实力资本主义”。

不过报告认为其实只有一个选项，除非美国的技术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接受“国家实力资本主义”，否则美国就不太可能与中国保持竞争优势地位。

为此，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建立五个国家工业研究机构；成立一个竞争力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C）；成立国家工业开发银行；将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提高三倍；并为新机械和资本设备制定为期7年、25%的投资税收抵免。

整篇报告看下来，其实是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感的。

中国几十年来坚定不移的自主发展道路，让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的优越之处，也不得不反过来学习中国，希望“抄”中国的作业。

但是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近来西方国家不约而同的在渲染中国几乎在各行各业都在领先全球的消息。例如三周前，澳大利亚的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名为《关键技术追踪器：二十年的数据显示长期研究投资的回报》的报告，该报告对过去20年，尤其是中美在技术上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美国在64项技术中的60项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最近的五年期间，它仅7项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

实际上，西方主流智库这一系列的“捧杀”中国各行业全面领先的声音，更像是为联合起来应对中国做出更严格的限制措施，而做出的准备。因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另外，如果仔细解析ITIF这份报告中，还是隐约嗅出一些ITIF在代表美国某些企业立场的“私货”的。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国家实力资本主义”与美国现行反垄断政策之间的关系。

按照报告的设想，美国若想与中国竞争中获胜，必须要发展类似于中国的举国体制，这种情况下，在一些关键技术和领域就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虽然报告提到了美国政府在改革中可以设立一些新机构，但是要知道承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体，在美国依然是私营企业为主，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各领域科技巨头。

只有保持这些巨头的实力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强，有点类似于中国其实在不断整合央企同类型企业的合并一样。但是美国如果这么搞的话，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反垄断。

因此，反垄断就像是一把悬在“国家实力资本主义”理想模型上的一把刀。

所以，报告隐含的一个彩蛋就是，要想和中国竞争，就必须发展“国家实力资本主义”；要发展“国家实力资本主义”，就必须要改革反垄断现状。

例如报告认为西方和中国在这一点上的差异比较大：

“西方的反垄断比中国要激进得多。只要大型公司为国家利益行事，中国不仅容忍它们，还鼓励它们变得更大。”

不仅如此，报告还建议美国国应该剥夺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反垄断权力，让 司法部DOJ成为唯一的仲裁者。

对此，报告认为现在是政策制定者大声疾呼新布兰代斯运动的时候了。并疾呼当下需要一场超越消费者福利原则的反垄断运动，拥抱“国家实力”原则，其中所有针对全球贸易行业公司的反垄断行动都将根据“这是否有助于或损害美国成为相关特定行业全球领导者的能力”的原则进行评估。

对于这一点，美国历史上颇有经验。

“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当反垄断机构追查他们的“当今大科技”AT&T时，国防部部长艾森豪威尔、通用汽车前首席执行官查理·威尔逊给司法部长写了一封信，表示严重关切，称分拆将破坏公司的“未来有用性”。司法部退缩了。20世纪80年代，当司法部再次介入时，国防部再次反对分拆，国防部部长卡斯珀·温伯格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分拆。此外，商务部长Malcolm Baldridge辩称，该诉讼正在危及美国在电信领域的领导地位，里根政府内阁电信工作组也是如此。但这一次，司法部获胜，贝尔实验室几乎被摧毁。”

总体来看，ITIF的这份总报告，连同10份行业分报告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尤其是对中美科技政策、创新和发展模式的群体，应该会有很大启发。

这份报告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几个方面，一些涉及与知识产权和专利相关。

一是对于创新含义的重新思辨：

“创新不是发明。这不是科学。这不一定是创业。它正在大规模地将新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

之所以会这样研究创新的含义，我理解应该也是看到了中国崛起的现实情况。正如中美在创新上的显著差异，美国更注重实验室创新，而中国优势则是面向市场的创新。

因此，报告重新思考的传统的美国创新模式，也就是即使一件发明再好，如果无法投向市场，形成产品，也是无济于事。相反，正是因为中国模式更多的是面向市场和终端的，因此发展更快。

简言之，“如果创新不能成功推向市场，那么产品创新就不是很重要。”

二是西方对于中国能否创新的争辩：

一些人认为，中国不可能真正创新，因为它的创新体系存在缺陷。这包括对知识产权保护薄弱、过于受国家指导以及由于死记硬背和等级教育体系而缺乏创造力的指控。事实上，直到最近，传统观点都认为中国无法创新；充其量，它可能是一个快速的追随者。

广泛研究中国经济及其创新能力的学者直到最近还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中国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创新，至少在全球前沿领域是这样。一般来说，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鼓励死记硬背并压制创造性表达的教育体系，以敬畏权威为中心的规避风险的文化，这不利于颠覆式或剧烈变革，知识产权保护薄弱，以及国家对市场的参与效率低下。这些论点的支持者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令人印象深刻，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充其量只能是西方创新的复制品。

此外，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的一篇“为什么中国不能创新”中引用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前所未有的失败”。

另外，在2023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为什么中国不能领导科技”的文章中写道：“中国雄心勃勃的技术努力失败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它的制度扼杀了创新......如果中国不能培养自由思想者，它就永远是一个追随者，而不是西方想象和发明未来的领导者“。

这一点，如果回顾一下我们一直在披露的中国对于中小创新者和大企业之间的保护不平衡，扼杀了很多自由思想者和独立发明人的案例，就会有深刻体会。这一点，其实西方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但是不知道为何中国的管理者和执法者却视而不见。

三是对于中国专利的看法：

报告中少部分提到了涉及到中国专利的一些情况，主要涉及数据层面。

例如报告认为，中国公布了大量虚假或可疑的专利，这使得纯粹的专利申请数量具有误导性。相反，查看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授予的专利数量可以更真实地估计中国公布的合法专利数量。

2010 年，中国在美国仅获得3,303项专利授权，不到当年美国授予的所有专利的1%。然而，到 2020 年，中国在美国的专利授权增加到近27,000 件，占所有授权的7%。2020 年，中国拥有USPTO授予的专利数量第三多，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表明，尽管有一些有问题的专利，但中国正在授予更多高质量的专利。

此外，中国的知识产权许可收入价值相对于美国有所增加。2013年，中国的知识产权收入价值不到美国价值的1%。然而，到 2023年，该值已增加到9%，并在2022年达到10%的峰值。美国在知识产权许可收入的价值方面仍然保持显著领先；然而，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进展。